郭利的衣服是自己做的，印著他畫給女兒的畫，父親牽著女兒往前走，背上的白色畫板上寫著：家？無家可歸者。
廣東省高院的水印，在衣服上清晰可見。郭利改判無罪后，高院將畫存進了檔案。
衣服背面是張合影，郭利和許多商界精英站在一起，他曾在這個國際注冊商業(yè)房地產培訓做翻譯，身處人群中最顯眼的位置。
一前一后，代表著他兩種人生：曾是業(yè)界有名的同聲傳譯，出入各種高級賓館和外企會場；十年前“三聚氰胺”事件爆發(fā)，身份從此在“結石爸爸”“敲詐罪犯”和“維權斗士”中轉圜。
郭利仍然走在維權的路上。七月末，郭利計劃向社會發(fā)布一封公開信，講述十年維權之路，公開追責相關責任人，獲取應有的賠償。
當年浩浩蕩蕩的毒奶粉受害者，早已各自回歸正常的生活，只有郭利尚在事件的余波里。回過頭看，即使提前知道維權為他標注的價碼，他仍然會做同樣的選擇，在世俗的正確和他認定的真理之間，他認為自己從來沒有猶豫的時候。
存在與缺席
每天早晨起來，郭利用開水泡一碗麥片，兌一杯牛奶，算是早飯。奶粉是托朋友從國外買回來的，“幾歐元一袋，很便宜”。
中午自己做飯，菜是前一天買的，市場臨近收攤時，會賣一些處理的菜，“把一些地方削削就行，一樣。”
五年牢獄，他變成一個低欲望的人。以前每餐四五個菜，現(xiàn)在只要兩個素菜，很少吃肉，“能把自己的欲望控制住，才是高人。”
午后會去公園，太陽照在臉上，郭利感覺舒適。七月的炎熱夏天，別人都在樹蔭下乘涼，他專找有太陽的地方，帽子一摘，完全曝露在陽光下。在監(jiān)獄里，常年見不到太陽，地是濕的，墻是潮的，梅雨季節(jié)，被子也是濕潤的，衣服永遠晾不干。
剛出獄的時候，走在路上會摔跤，郭利買了一根登山杖。后來去醫(yī)院檢查，五六種慢性病，身體一些功能也在衰竭。現(xiàn)在他每周去醫(yī)院兩次，復診開藥，“我原來以為自己挺健康的，實際上已經是千瘡百孔了。”
坐在公園里，總是很容易陷入和女兒的回憶。當年因為妻子身體的原因，女兒是郭利獨自帶大的。每天飯后，他會帶她到公園玩。公園前面有個小坡，坐著推車從坡頂滑下去，是女兒最愛的游戲。推車每經一級臺階，“咯噔”一下，女兒就會笑一次。
公園和滑坡還在，這段父女關系最親密的時刻已經過去。
不久前有過一次偶遇，那時他已經一年半沒見過女兒。完全沒想到的是，在和代養(yǎng)人（孩子姥姥）說話的間隙，女兒跑開了。郭利愣在路上，沒有追上去，“怕嚇著她。”
代養(yǎng)人告訴郭利，有一次女兒的同學問起，“你爸爸是不是叫郭利，我看到他的節(jié)目了。”那次以后，郭利事件資料整理成冊，讓代養(yǎng)人轉交給她，“據說她沒有打開，扔進了抽屜。”
在郭利和雅士利的博弈中，他和前妻一家站在對立面，“她可能會覺得，在我和長大的家之間，她需要做出選擇”，郭利試圖理解女兒。
他也希望女兒某天能理解，雖然在她成長期的缺席，但他在以另一種方式保護她。“陪伴和維權她的權益，我只能選擇一個。她知道我做過這件事就行了，她的父親沒有退縮，沒有懼怕。”
是與非
2008年的“三聚氰胺”事件，不過是郭利人生轉向的一個開始。
在這場中國奶制品污染事件中，3000萬嬰幼兒被波及，其中被確診為三聚氰胺的受害者達30萬。當時的受害者補償方案是：死亡病例補償20萬元，重癥病例補償3萬元，普通癥狀補償2000元。
郭利得到了40萬賠償，是普通賠償的200倍。一時之間，他成了眾所周知的“維權斗士”。北京電視臺播出郭利的采訪，節(jié)目名為《一個男人，如何讓施恩奶粉低頭》。
不久以后，雅士利集團再次找到郭利，希望重新討論賠償事宜。相約見面的時候，對方來了兩位代表，態(tài)度懇切，提出愿意再度賠償。
整件事在程序上合理合法，郭利沒想太多。
后來坐在審訊室里才知道，談判第二天，雅士利向潮安縣公安局報案，稱郭利“以接受媒體采訪報道，造成無法控制的局面相威脅”，向雅士利集團進行勒索。
報案以后，雅士利集團繼續(xù)與郭利溝通，指導他撰寫書面賠償申請，“寫得越感人、越深刻，拿到的額度就越高”。雙方最終達成300萬的賠償金額，簽下賠償協(xié)議。
事后郭利無數次分析，雅士利為何這么做。這筆賠償對他們來說，并不是大的數目，也許是媒體報道讓他們感到某種威脅，也可能是自己的“勝利”挑戰(zhàn)了一個大公司的自尊心。
一段公開錄音顯示，一名男子對準備與郭利談判的人說，“一定要把他逮住，搞死他”。
2009年7月，雅士利集團與郭利約定在杭州當面交付賠償金，提前守候的潮安縣警方與杭州警方，將郭利抓捕。第二年，潮安縣法院一審以敲詐勒索罪，判處郭利有期徒刑5年。
郭利拒不認罪。家人從北京去看他，飛機倒汽車來一次，只能接見二十分鐘。記不得第幾次見面的時候，父母勸他認罪減刑，說了不到五分鐘，郭利說你們回去吧，轉身走向牢房。
派去給郭利做思想工作的，都被他擋了回去，他有條不紊地講法律條款，闡述自己的罪名不成立的原因，對方往往被他說得啞口無言。
郭利知道聰明的做法是，先認罪減刑，然后出來翻案，“在誘惑和是非面前，我認是非。可能我確實很愚蠢，選擇把牢底坐穿。”
差異
2014年7月，郭利坐滿5年牢，刑滿釋放。出獄后的三年，為了搜集證據，郭利在北京和廣東之間，來回無數次。
2016年8月8日，廣東省高院再審開庭現(xiàn)場，郭利沒請律師，全程自己辯護，案件的各種證據，法律的規(guī)章條款，他早已倒背如流。第二年4月，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開庭再審，改判郭利無罪。
走出法院，許多媒體都問了他同一個問題，聽到改判是什么心情，郭利回答：“我沒有感謝的人，我也不激動，除了悲憤，我很平靜。”
從奶粉事件發(fā)生，郭利感覺自己在一條黑暗的甬道踽踽獨行。同路的受害者早已不見蹤影，一些幫他維權的律師已經轉行，過去的朋友也已經所剩無幾，父母雖然為他擔心，但在支持他的態(tài)度也曾反復猶豫。
更不用說，郭利在搜集證據的時候，發(fā)現(xiàn)前妻給雅士利集團的聲明。聲明上赫然寫著：女兒目前身體狀況良好，并無任何癥狀表現(xiàn)；反對郭利的做法，堅決不參與此事。
郭利曾經為此憤怒，本應為女兒協(xié)同作戰(zhàn)的前妻，無視女兒受到的傷害。但他也試圖“合理化”前妻的行為，“她受到對方威脅，加上她不懂法，認識有限，性格里有不堅定和得過且過的部分。”
“我不一樣，我是那種對抗性選手。”在郭利看來，這是他和前妻之間巨大的差異。
事實上，郭利和大部分人都存在這種差異。對于很多人來說，法院無罪判決，應該是這起奶粉維權事件的最終章。但對于郭利來說，“如果這是一個工程，現(xiàn)在還不是剪彩的時候。”
奶粉事件中不乏追究者，但沒有人愿意死磕下去，賠上全部的生活，改變自己人生的軌跡。但對郭利來說，公道和正義是人的安身之本，他不得不為此付出全部。
郭利繼續(xù)走在維權的路上。他最終的訴求是，讓當初簽訂賠償協(xié)議的公司承兌賠償，構陷他入獄的人受到法律懲罰。
“這也是震懾造假的人，那些假酒、假藥、假奶粉的廠家，應該知道造假的代價，不是幾千幾萬塊錢，就能把一件事情鏟平。”
權益
維權艱難一直是行業(yè)共識。郭利曾找過一位業(yè)內知名律師，希望能得到一些幫助，對方答復：我這么多年都沒有翻過一個案。你還用我?guī)褪裁疵?，我還想請你幫忙。
郭利還曾在一堂公開課里，聽一名法官講維權故事，說有次在超市買洗衣液，使用以后發(fā)現(xiàn)有問題，應該是假冒偽劣物品，但售貨超市拒絕換貨，要求提供包括質檢報告在內的各種繁復材料。法官聽完，出門洗衣液丟進超市門口的垃圾桶。
郭利至今記得，那個法官在這堂維權公開課的最后說，“作為一個高級法官，我沒有維護我自己的權益，讓這些造假的人逍遙法外，何況是普通的消費者。因為有時間，有成本，你也不一定能贏。
郭利不認同這種態(tài)度，”如果我是他，我會把洗衣液送去檢測。“在郭利看來，這不是和一桶洗衣液較勁，揭露制造假貨的廠家，也維護了更多的消費者。
在郭利看來，多數人的隱忍和不作為，是大環(huán)境越來越糟糕的原因。”很多人覺得事不關己，或者有僥幸的心理，但當事情降臨到了他頭上，就會理解我在說什么。“
郭利記得，案件再審法庭上，檢方表示：”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，國家鼓勵和支持對損害消費者權益的一切行為進行合法監(jiān)督。大眾媒介有權對損害消費者的行為予以揭露。因此郭利聲稱的向媒體曝光廠家黑幕的手段合法、合理。“
消費者有合法權益，許多事情本來可以解決，但大多數人卻自動放棄、主動妥協(xié)。
他想起剛進監(jiān)獄不久，發(fā)現(xiàn)獄里的菜葉從來不洗，大家心里不樂意，但覺得忍一忍就過去了。郭利寫了一封信匯報上去，反應這個情況，下一次送過來，菜葉果然洗干凈了。
所有人都很震驚，他們從來沒想過，在監(jiān)獄可以提出要求。
正義
這樣的個性，貫穿在他生活的方方面面。
郭利的家門曾被人用膠水封死，問了以后才知道，這棟樓經常停水，鄰居們找居委會，居委會把問題歸結到住在一樓的郭利家，認為一定是他長時間不在，關掉了家里的水閥。
整棟樓有七層，郭利挨戶了解情況，然后去自來水公司，查出停水的根本原因。他還把居委會的人組織起來，到自來水公司聽講座，”什么叫斷水，什么叫斷流，為什么會出現(xiàn)這種情況，技術人員講得明明白白。“
郭利至今沒有換鎖，每次翻窗進出。有人勸郭利把鎖換了，但他要找相關責任人解決，”許多問題是無知造成的，居委會擰麻花，派出所和稀泥，不明真相的群眾會聽信謠言，進而做出過激的行為。
處事較真，凡事追求公道正義，郭利身邊的人看來，他的個性一直如此。
過去做同聲傳譯的時候，一些同事被克扣翻譯費，只要是他認為對方理應支付，都會去幫忙要回來。曾經前妻在商場買的雙涼鞋，穿了沒幾天就壞了掉了，商場拒絕退貨，郭利給對方講了三小時的消費者權益，最后成功把鞋退了。
讓代養(yǎng)人擔心的是，郭利女兒性格非常像他。愛打抱不平，甚至會在公開場合批評一些錯誤的做法。有次老師冤枉了同學，沒有學生敢說老師錯了，她主動站出來，讓老師給同學道歉。
“我的孩子應該這樣”，郭利說。他并不要求女兒接近他的性格，但他認為這代表女兒有自己的思想，不是人云亦云的人。他設想如果有機會教育孩子，他或許會充當她人生“顧問”的角色，但不會妨礙她的任何決定。
郭利希望女兒成為一個自由的人，真正有正義感的人，至于她最終能否理解自己，倒是次要的事情。
